阿龙:我就是那个还在追逐梦想的人

在二月疫情最严重时,一位外卖骑手阿龙曾一度在互联网中走红。当时的他因为行动不方便,没能及时完成美团的面部识别而导致自己的账号被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阿龙向美团提出了申诉并成功解封。面对镜头,他无比真诚憨厚的笑容感动了无数人。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粉丝如潮水般涌入阿龙的社交账号,不少陌生人发来红包以表支持。许多媒体也争先报道他的故事。但在大多数媒体报道的标题中,阿龙的名字甚至都没机会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脑瘫外卖小哥”这一称号与“标签”。阿龙则对自己的走红颇感意外,他谢绝了所有捐助,并将直播收到的五百块钱打赏捐给了“爱心早餐”项目。他在微博上坦言道:“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助,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又打趣说:“不劳而获会使我变得懒惰。”

接触到阿龙算是偶然,在《我们被外卖员“拒绝”了99次之后》这一期推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们意外地联系上了骑手阿龙。在临近12点的深夜里,阿龙一天的配送结束时,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采访。很感激阿龙的真诚分享,让我们不仅遇到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收获了一份动人的故事,也更多地了解到了脑瘫患者的生活现状和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希望在今天这篇推文里能重新讲述阿龙的故事,探讨媒体渲染残障人士事迹背后的社会心理,在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残障人士在成长过程中与社会生活中不断被边缘化的现状之余,更多地去思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达到我的人生理想好难,可是我不想放弃,因为我不能放弃”

阿龙在3月份接受凤凰网《七日谈》节目采访。
图片来源:https://krcom.cn/1806128454/episodes/2358773:4478803230261276

阿龙从事外卖员这一行业已经有一两年了。因为出生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导致脑瘫,阿龙的语言和行动能力都受到了很大损害。这样的身体和行动限制,让阿龙和其他外卖员相比,外卖接单量会少些。因此,阿龙谈到自己的月收入一般在四千左右,配送时长不定,有时也会工作到深夜。虽然罹患脑瘫的他在说话时面部和身体常会有不自主的抽搐,但阿龙脸上却一直洋溢着灿烂而真诚的微笑,让人印象深刻。

阿龙成长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爸爸是木工,妈妈是家庭主妇,从小父母为了给他治病,长年累月生活在工地上。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阿龙谈到:“虽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爸妈总是想办法让我吃饱穿暖。在没做外卖员之前,我跟着爸爸在工地上挖东西。爸爸很辛苦,有时候一不小心割到手流好多血,我看着非常心疼。”

为了缓解家庭压力,阿龙尝试了各种工作。先是他的表弟给他介绍了在工地上开跑吊的工作,一个月两千,可没想到半个月后,阿龙在路上骑车时撞到坑里,人受了伤。无奈之下,阿龙休息了几天,“可是等我再去上班,老板就不要我再继续干了。之后再找工作,也是一直受到拒绝,有的面试叫我回去等通知,有的就当面(说我不适合)。”

后来,同是外卖员的堂弟建议他试着跑外卖,于是他下载了美团众包,开始了他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能够靠自己努力挣钱对阿龙来说意义重大,虽然是风里来雨里去,阿龙却觉得生活异常充实。他也感慨说:“大部分点外卖的顾客看到我都会对我微笑,有时送餐也会碰到认识我的顾客,他们会给我说一声‘辛苦了,加油’。我就觉得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着我。” 同时,因为今年二月在网络上的走红,常有人在阿龙的社交账号的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些生活中的温暖小事,还有更多的则是表达对他的鼓励和喜爱。阿龙坦言道,走红之后自己的生活变化不大,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与生活,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在生活和网络上都多了许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他觉得格外温暖。

谈起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阿龙说,美团对每单送餐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平时送货也时不时会在情急之下不小心摔跤。也会碰到顾客给差评甚至投诉,还有顾客给差评的原因是“外卖员形象差”。看到这些的阿龙虽然也会委屈生气,但是还是秉持着自己的原则,“我这个人也不会说脏话的,有的顾客很过分,我当时也很气愤,可是我不能气愤,因为顾客就是上帝。我觉得做人做事都要有原则,既然选择做了这份工作,就要把它做好。”

采访的后半部分,我们谈到了未来。对此,阿龙显得很向往又很担忧。“现在的我每天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会乱想,想自己以后该去做什么。现在有女朋友了,所以要更加努力,要好好想想以后的人生规划。” 阿龙和女朋友是在网上认识的,两个人通过网络交流了很多。对于阿龙来说,这份感情与众不同,尤其珍贵,他愿意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实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找到人生中的伴侣,这样的(联结)对我来说比宝藏还珍贵、还重要。现在她的父母还不知道我,我也没见过她父母。但是,为了给女朋友一个两人共同的家要更加努力,要两个人互帮互助,过好每一天。”

阿龙在洪水期间仍然坚持工作,面对困难,他一贯的态度是“越努力,越幸运”。
图片来源:微博

和阿龙的这次深夜对谈中,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是:“理想”。理想是什么?对此,阿龙没有具体的构想,只是给出了踏实简单的答案:照顾好父母、爱人,也让自己的未来更加精彩。“达到我的人生理想,好难,可是我不想放弃,因为我不能放弃。为了父母,为了女朋友,为了自己…..父母老了,我自己也该想想以后了……堂弟的小孩都会走路了,我还是一无所有。有时候想到这些事情也好难过,有时候也会想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关于以后,他没想太远。但如果可能,他最想开个小超市,不用很大,能比现在送外卖轻松一点,也让自己不再那么辛苦奔波,可以好好陪陪家人。阿龙经常觉得这些梦想离他很遥远,他做不到,但又在下一秒立刻换上乐观积极的态度:“有些事情是付出也得不到结果的,但是还是要付出;很多人想不通就放弃了,有的人是出于无奈,有的人还在坚持,因为愿意为了梦想坚持。我就是那个还在追逐梦想的人。”


当“身残志坚”成为一种标签

采访结束,阿龙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他的乐观、可爱、认真和豁达,在采访过程中的许多时刻,我们能通过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他的理想和忧虑,看到他懂事但也有自己的脾气,这样独特的个人特质埋没在早前新闻媒体对他的报道中,而在此次采访中通过谈话而向我们展开。在曾经传遍网络的以“脑瘫外卖员”为标题的媒体文章中,在媒体“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叙事中,在“脑瘫小哥都能做到这样,你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的评论中,“脑瘫”成为了博人眼球的关键字,“身残志坚”成为了一种标签,一种刻板印象和单一化认知被建立起来,而阿龙作为人本身所拥有的情感、天赋和个人特质则被忽略了。

在凤凰网曾经与阿龙做过的访谈中【1】,记者问阿龙工作让他收获了什么,阿龙说最大的收获是自信。“挣最多的那个月,给爸爸买了部手机,给妈妈爷爷奶奶都买了衣服”,谈到这里,阿龙笑的特别开心。在记者问到“对你帮助最大的人是谁”时,阿龙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算不算?”。“身残志坚”、“脑瘫外卖小哥”这些标签化的励志词汇也许能够带来或带怜悯或带赞赏的关注和捐款,但对阿龙来说更加重要的,是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赚钱,收获一份自信和社会认同。

阿龙作为“脑瘫外卖小哥”的走红,恰恰反映了媒体一贯对于残障人士的“英雄化”刻画。从“篮球女孩感动全网”【2】到“重残少年录取清华”【3】,从“最美无臂女孩”【4】到“脑瘫外卖小哥”, 媒体不惜笔墨地渲染个人的悲情和励志,以唤起大众的怜悯和同情。由此激发的来自大众的善意和捐款,一些发自真心,另一些则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而当短暂的热度过去之后,人们也将很快地忘记那些曾经出现在新闻里的残障人士,更将很快忘记被英雄化了的少数残障人士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未被看见的残障人士依然处在社会边缘,面临难以从事社会生产的困境。


笼罩残障人士的“链状无助”

据中国残联统计,截至2017年底,在我国持有残疾人证的就业年龄段的1755.3万城乡残障人士中,已就业人口为942.1万【5】,就业率约为53.7%,约有半数的持证残障人士并未就业,许多残障人士或一生都依赖家人照顾。不仅如此,社会与企业对于残障人士就业范围的局限使其参与社会生产的方式极其有限。在外卖行业等新型行业产生前,残障人士的就业岗位局限于勤杂工、操作工等中低级劳动技能为主的岗位【6】。局限的工作类型与工作环境,使得残障人士的生活容易与社会节奏和社会需求脱节,从而难以找到容身之处和自我价值。

如果说残障人士成年之后的困境更加容易被媒体捕捉与放大,那么更容易被公众忽视的,往往是从出生或者童年起就伴随着残障人士的困境,以及由这一连串的困境引发的无助感。以脑瘫患者为例,由于罹患脑瘫而导致的语言表达与肢体行动上的障碍,使得许多脑瘫患者常常被误认为有智力障碍。这样的误解和脑瘫患者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协调行为与外貌,使得脑瘫患者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逐渐被社会边缘化。

脑瘫儿童及其家庭容易受到社会的排挤与边缘化。
图片来源:https://www.digitalartsonline.co.uk/features/illustration/dadu-shins-visual-narratives-of-disability-are-insightful-elegant/

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增脑瘫儿童至少3万例,而大约有80%的脑瘫儿童没有办法上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脑瘫儿童常常被学校拒绝接受【7】。另外,许多患有脑瘫的人在童年时代常常会遭到同龄人的嘲笑和排挤,被认为是“傻子”。这样的校园霸凌不仅会挤压脑瘫儿童正常参与校园生活的空间,更会对其心理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大约半数的脑瘫儿童主要是有运动障碍和语言障碍,而并没有智力障碍。

被拒绝入学和校园霸凌使得残障人士往往缺少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一些残障人士虽然可以进入特殊学校接受教育,但等同于被局限在一个特殊圈子里,往往还是和社会有所割裂。由于缺失接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全球的成年残障人士识字率低至3%,而这其中残障妇女的识字率更低至1% ,残障的女性由于她们的性别和残疾两个身份而遭受到双重的挑战【8】。

而一部分通过家庭支持和个人努力能够完成基础教育的残障青少年,在进入高等教育学府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也面临重重的困难。目前,残障考生进入高等教育学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高校对残障人士开放的单独招生途径,二是全国高考统一招生途径。单招途径目前不管是对残障考生还是对高校来说,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都相当高。而统招途径目前由于法律不完善,对许多有关残障人士录取标准与方式等内容都没有详细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高校也未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因此实施情况并不良好。另外,许多高校内针对残障人士的无障碍设施以及教学硬件设施非常缺乏,高校本身也还未形成相应的文化氛围和共识去重视残障人士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上的种种不足都使得残障人士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仍然屡遭困难和阻碍【9】。

残障人士在人生各个环节往往都难以得到同等机会和支持。
图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b2_tOqj6OicsYithDDr82A

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残障人士就业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使其只能从事一些对智力水平要求并不太高的工作。而由于残障人士的身体原因,往往也不能够通过从事大量体力劳动工作而赚取较高薪资。此外,在社会的忽视和误解下,残障人士很难通过一般性求职途径找到一份工作,而更多地依赖于熟人介绍,这样的方式极大地局限了残障人士能够接触到的职业选择。一些雇主还会拒绝雇佣残障人士,一部分原因是雇主会觉得残障人士的依赖性强,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自己还需要为其提供特别的安排和福利。这些因素结合,使得残障人士的失业风险变得更高。

也许有的人会说,政府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组织已经提供了许多对残障人士就业的帮扶措施。但是,政策的实施与生效的过程是耗费时间、财力的,在短时间内难以给该任期内的政府带来经济上的政绩。因此,政府在解决残障人士就业问题上很可能成为“一刀切”,重视残障人士集中性安排就业,却忽视了就业质量,忽视了残障人士中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的差异。而对于连集中就业这样的帮扶都没能够顾及到的残障人士来说,其就业问题就更是难上加难。

残障人士很难通过一般性求职途径找到一份工作,而更多地依赖于熟人介绍。
图片来源:http://view.163.com/special/reviews/disabledemploymentfine1016.html

残障人士由于难以获得平等受教育机会,在就业方面已然非常弱势,再加上就业过程中的重重阻碍,使得残障人士就业率与就业水平较低。而由于许多残障人士的家属需要承担照顾的责任,往往无法继续工作,从而导致残障人士的家庭要承受比普通家庭更严重的经济困难【8】。这一系列困难堆叠起来,不可避免地给残障人士带来更多心理负担,使其产生消极与自卑的态度,进一步限制其发挥自我价值的空间,扼制ta们去挖掘人生发展的可能性与机遇。在人生的每个环节都难以得到同等机会和同等社会支持的困境,构成了残障人士在社会中生存的整体现状——ta们一生将被这样的“链状无助”所笼罩,ta们的困境形成了恶性闭环,并甚至会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

从阿龙的口中我们能知道,对于许多残障人士来说,得到更多支撑家庭并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有多么重要。当阿龙终于找到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能够独立地为自己、为家人谋生计的时候,他也第一次找回了他从未得到过的自信,更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和规划。正如他一样,或许当残障人士都能够获得足够的机会和支持,能够独立完成自己的目标或是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ta们才真正能够发现自己被埋没的价值和闪光点。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残障人士个个都得“超乎常人”、“身残志坚”才能够拼得一个机会,而应该是ta们在寻常而重要的每个人生环节都能够得到外界足够的支持和帮助,从而能在社会生活中稳稳立足。

残障人士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中融入与立足。
图片来源:https://www.digitalartsonline.co.uk/features/illustration/dadu-shins-visual-narratives-of-disability-are-insightful-elegant/



后 记

从和阿龙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了残障人士的困境与奋斗,更看到了ta们在人生中要面对的更深层次的“链状无助”。但是同时,我们也明白,并非政府与企业决策者的我们,无法直接帮助ta们进入各级教育系统,也无法直接促进企业机构接纳残障人士就业,更无法直接推动与改进政府政策。当我们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越发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日常生活中,在呼吁更多关注之外,我们能够怎样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的支持呢?

我们想到了一些方式:停止使用对于残障人士带有侮辱性的词汇,无论在什么场合;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或者至少给出谅解;不假设对方需要怜悯,而是平等、真诚地和对方交往,在帮助对方之前可以先询问;当我们在生活中举行一些社会活动时,例如展览、表演、体育比赛等,更多地考虑到残障人士群体的存在,想办法鼓励ta们也能够参与进来……最重要的是,始终把这个群体放在视野中,放在公众讨论的范围之内。只有当残障人士的话题成为一个可以讨论、有空间讨论的公共话题时,大众才有可能真正了解ta们的诉求和难处具体在哪里,真正深入地去了解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


互动环节

在疫情期间, 我们经历了与彼此之间的社交隔离,因为自身的身份而在海外或国内遭受排挤,因为旅行限制和疫情防控使得学习和工作受限,短短几个月时间的困境已经让许多人难以忍受。但是,这样被隔离、被排挤以及处处受限的经历,对残障人士来说却很可能是伴随一生的常态。在呼唤更多人关注残障人士所经历的“链状无助”的同时,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的支持呢?

欢迎读者朋友们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或写邮件至2020.uncover@gmail.com,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与建议!


参考资料

【1】“七日谈 20200304期 七日谈 | 一位脑瘫外卖骑手的送餐路”。https://krcom.cn/1806128454/episodes/2358773:4478803230261276

【2】“一场车祸失去双腿,20年前感动全中国的残疾女孩,她现状如何?”。http://k.sina.com.cn/article_7061946178_1a4ecbf4200100o0x3.html

【3】“重度残疾少年录取清华感动全国:人生实苦但请足够相信!”。https://www.sohu.com/a/239865209_479536

【4】“无臂女孩杨莉用脚直播走红网络——最美‘励志妹子’”。https://www.sohu.com/a/411662786_100114186

【5】“940万残疾人就业是怎样实现的”,《人民日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8/06/content_5311958.htm

【6】张爽,“残疾人就业岗位特征分析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残疾人研究》,2013年第一期。http://www.cdpf.org.cn/ztzl/special/CDRS/cjryjzz/201609/W020160906331089708999.pdf

【7】刘素楠,“80%脑瘫儿童无法上学 慈善机构呼吁公众接纳他们进入普通学校”,《界面新闻》,2015年12月20日。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80402.html

【8】国际劳动组织,“残障报道 媒体指南”,2010。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49510.pdf

【9】张兴华,苏令。“怎样为残疾人提供适合的高等教育”,《中国教育报》,2018年7月10日。http://edu.people.com.cn/n1/2018/0710/c1053-30137704.html


采访 | Interview:  Natasha
撰稿 | Text: Lili, Linlin, Sandy, Natasha, Jiara
排版 | Typesetting: Ji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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