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api酱聊到美国夫人:女权主义者可以是任何人

你知道上古八大姓是哪些吗? 妊、姬、姜、姒、嬴、妘、媯、姚——发现共同点了吗?它们都是女字旁或者女子底。有人说这是因为姓氏起源于人类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而今天,在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社会和文化中,子女大多冠父姓;在有些国家,女性结婚后从夫姓的做法也很普遍。不论时空变化,冠姓作为法律规范、习俗以及生活实践,始终与权力和身份息息相关。 知道这些,并不能阻止我们上个月看到papi酱上热搜的时候一,脸,懵,圈。为什么仅仅因为让孩子随了父姓,papi酱就“独立女性人设崩塌”?为什么一条平常不过的微博,能引发网友们的大讨论?这其中彰显出女性群体内部怎样的分歧和张力?冠姓在其它一些国家和文化中有怎样的习俗?本期播客,我们从papi酱这一热点出发,聊了聊关于冠姓、女性角色以及女权主义身份认同的问题。 参与嘉宾 Joy Lin 上海女权小组“我们与平权”创始人公众号“我们与平权”写手工作坊引导员,女权徽章/摆摊爱好者 “贾母还是因为‘贾’这个姓才有权力的,所以她叫‘贾母’;但是王熙凤的权力是来自于‘王’的,是因为我爹家有权有势,所以你们贾家没有权力把你们的姓冠在我的名字上。” 李萱 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儿童发展与家庭生活研究者 “性别权力结构与姓名作为一个生活实践之间挂钩的紧密度,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太一样的。” 章羽 上海理工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女权已经是被污名化的一个词了。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一定要从围绕papi酱的营销以及号称女权主义者的那些性别主义者的坑里跳出来。” 主持人 Joyce Tan 上海纽约大学多元倡导项目主管“我们与平权”志愿者兼不称职写手 “克林顿再次竞选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希拉里说:‘也许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voters就是会因为我没有跟你姓而不投票给你,所以我还是把你的姓加到我的名字里来。’” 聊天内容整理 (有删减和编辑) Papi酱与针对女性个体的网络谩骂 章羽:这次的讨论很容易就陷入到了关于papi酱的营销和性别主义的坑里面去——性别主义会强调一种性别压过另一种性别,还是延续男性霸权的思维方式;但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导致不了解女权主义的人可能会觉得女权主义挺可怕的,觉得它是非此即彼的。 李萱:目前冠父姓的争论里,有一个假设是冠了谁的姓谁在家的权力就更大,另一方在家庭是弱势的。其实世界上各种姓氏制度的文化含义多了去了,国内国际法律和社会现实层面带来的问题特别复杂,不能简化为孩子跟了谁姓权力就更大。 Joy:这个事情可能有营销的力量,但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随风倒,没有什么逻辑。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网络的恶意:假如能揪出来一个女性骂,好像网民就突然有了合法性,把所有东西抛在她身上去进行谩骂。我不明白这个机制是怎样的,但我会想到,去年李阳的前妻Kim发微博说我原谅李阳,好多人就跳出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她背叛了所有当年帮助过她的人。这两件事给我共同的感觉是,我们常常抓错了焦点,我们想hold accountable(追责)的常常是个人。papi酱不应该对中国女性有没有冠姓权而负责。不管她多有名、商业上多成功,她只是一个个人,跟Kim一样。但是大家的谩骂都是指向个人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值得讨论。 李萱:这个我倒不是特别惊奇。首先谩骂是最容易的,因为不怎么需要分析,你可以吃瓜群众、家长里短那样地评价个人是非,这是人类的本能。其次,你看国内国外的社会运动,也都是需要把一个事情或一个思想联系到一张脸上、一个人上,这更符合吃瓜群众的思维方式。 Joyce:我之前看到陈亚亚在澎湃上发的一篇文章,觉得写得挺好的。她说,关于冠姓权的争议多具有象征意义,是女性对现实中各种性别不平等积累起来的焦虑和不满情绪的投射。婚育议题成为性别议题的主流,也体现了性别议题的缩紧——在其他女性议题的讨论空间很局限时,关于婚育的话题相对来说没有门槛,所以更容易大范围吵起来。她还写道,个体对不婚不育的倡导并没有推进比如反对剩女歧视以及推进多元家庭的行动,而是成为了已婚育妇女被指责的原因。 我看了papi酱的微博,她的原文(大意)是“考研的时候觉得特别累,研究生时也觉得很累,后来工作了觉得工作很累,但生了孩子后才发现带孩子最累。”她的客户端显示的是“来自为母则累的iPhone”。我觉得她说的这个话其实特别女权,她是承认了母亲这个角色是被神圣化或自然化了的,却被曲解成了不女权的,还挺讽刺的。 李萱:对,一些女性在性别议题上反复不得志的沮丧,加上自己生活中受到欺压而产生的情绪积累起来,刚好找到了一个具象化的载体,这个载体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是“可以被谩骂的”。 《美国夫人》、“窝里斗”以及历史书写中被隐去的女性 Joy:女权主义占到社交媒体讨论范围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的同时,也常常体现出对立化的思维方式。这里面有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的对立、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跟底层男性的对立、生了孩子跟没生孩子的对立,现在又出现了孩子跟谁姓的对立。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窝里斗”。这样的对立是针对另一位女性的,不是针对institution(体制)的。这种社交网络通过营销制造出来的对立,仍然是女性对女性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推翻那个institution。 Joyce:我昨天刚看完《美国夫人》。这部剧的的背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Equal Rights Amendment (简称ERA, 平等权利修正案) 遭遇保守派抵制的时候。ERA本来可以写入宪法,但必须要在38个州得到通过才能生效。这个剧讲的就是当时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跟一波非常保守的、pro-family的女性之间就ERA发生的一系列纷争。最后因为保守派中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头头,带领了非常厉害的游说和反ERA运动,所以就缺三个州没有批准,至今这个修正案没能被写入美国宪法。 其实ERA的条款特别简单。第一,不能有基于sex的歧视;第二,国会有权制定相关立法规定;第三,有一个时间期限,在批准后两年内生效(与录音原话有出入,以文字为准——编者注)。就是这么简单的修正案,但就是通不过。这个剧有很多关于美国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角色的探讨。反女权的领头人叫Phyllis Schlafly,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野心的人。她一开始对性别议题根本看不上,她真正的兴趣在于国防和核武器。她的政治野心是进到政府里面,推动保守议程,但是她进不去,她发现女权思潮很火、ERA很受关注,所以利用了这个平台去build her political portforlio(打造自己的政治履历)。 李萱:这让我想到《使女的故事》里Serena也是这样的,也是一个一开始非常有野心、跟丈夫并肩齐驱搞革命的女性。“革命”胜利后,她就完全受到了自己一手创建的政权极其强大的、反人性的压迫。 回到刚才“窝里斗”的话题,其实我倒觉得窝里斗很常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隐性的偏见——我们经常把女性跟“撕X”、“宫斗”联系在一起。其实男性内部也撕,像我做父职研究这么小一个领域中,就有各种力量撕得不可开交,比如想要完全参与育儿的男性、想走中间道路——既想维护自己男性权益又觉得新男性形象也不错的男性、丢失了孩子抚养权但又很渴望抚养孩子的男性,这其中也是撕得一塌糊涂。可能因为我是做心理学的,会对很多人性内部的东西有很大的接受度,我会觉得在一个阵营中分出“我们”和“他们”,这是分分钟的事儿。 Joyce:但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区别。Joy说的这种女性“窝里斗”,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感觉每一次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在《美国夫人》这部剧里面,最后ERA没有得到足够的州批准,Phyllis也没有进到里根的政府。而且有个场景特别讽刺,就是里根竞选胜利之后给她打电话说:“谢谢你的mailing list,但我已经被女权主义者骂得很惨了,不能把你再招到我的内阁里来了。”就有一种Phyllis最终还是被男性背叛的这种感觉。包括之前Kim的事情,以及弦子发微博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最后都是没有哪一方是赢家、议题上没有推进、讨论的空间没有被扩展,而且都让一些人更有机会对女权主义进行污名化。 Joy:你说《美国夫人》那个场景让我想到,在中华民国建国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女性领袖和男性革命者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但政权比较稳定之后,这些女性就不见了。因为历史都是由男性来书写,于是这些女性原本可能存在的一点点痕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地也就不见了。所以Joyce刚刚说Phyllis是被里根这个男性背叛了,我却觉得她是被这个体制背叛了,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不容许她作为一个女性坐到政坛高位上。 Joyce:上个月纪念“五四”的时候,有一篇新刊的冯媛之前写的文章,里面写道,我们现在想到“五四”都是一些男性知识分子的形象,但是女性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她们的名字我们叫不出来几个。我最近看一本书叫《性别政治与国家》,也讲到性别是怎么被一套阶级和革命的话语收编的。 李萱:我也印象特别深刻,做研究的时候看到了当时中华民族那套话语是怎么把女性给收编进去。很典型的就是梁启超的《论女学》,论调是妇女要接受教育啊,要强身健体啊,要让妇女有一些见识——都因为她们是国民之母啊。类似的话语一直延续到今天。 章羽:梁启超说要解放两万万妇女,但潜台词是因为女性是“光吃白饭不干活”的。“五四”时期的男性精英被塑造成“中国妇女的领路人”,但其实他们是有很多性别盲点的。 关于家中女性名字的家常唠嗑 Joyce:我前段时间回家参加我奶奶的丧葬仪式,看到条幅上写着“徐氏”,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奶奶姓“徐”,我从来不知道我奶奶姓什么! Joy:那你知道你外婆叫什么吗? Joyce:知道!因为我帮她订过机票!Continue reading “从Papi酱聊到美国夫人:女权主义者可以是任何人”

A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 and Systemic Racism (I)

美国种族不公与黑人民权运动,你还在吃瓜吗|精选·阅读影音清单(上)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he massive protests triggered by the George Floyd police brutality case have been going on for weeks. In China, our public opinion is filled with hisses and ridicule about the desperation and chaos in the U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intense media coverage of violence and unrest, there isContinue reading “A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 and Systemic Racism (I)”

沉思或行动?危难中的艺术:从AIDS到9·11到COVID-19

Art in Crisis: From AIDS to 9/11 to COVID-19 Yet another racist tragedy. The recent murder of George Floyd has proven that what is in crisis is not only millions of people’s health, but also the precarious status of social equity in many places. In grief and rage, people are mourning and demanding change inContinue reading “沉思或行动?危难中的艺术:从AIDS到9·11到COVID-19”

暴力执法不行,暴力抗议呢?| 哪吒,鲍德温,与美国种族政治

上周,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George Floyd因遭受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事件引发了全美各城市人民的抗议游行。短短一周内,反对种族不公和警察暴力执法的和平抗议,在部分地区发酵成了冲击社会秩序的“暴乱”,模糊了焦点的同时,给人们本就因疫情而沉重的心情加上了另一层恐慌。 本篇文章由Joyce Tan写于2019年9月,首发于“单读”。文章将当时热映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与美国种族现实进行对照,从美国作家、黑人民权运动者詹姆斯·鲍德温的视角提到美国主流社会中建构的种族符号,也谈到《黑豹》电影中体现的身份政治以及美国社会定义暴力时的双重标准。希望本期的旧文新刊能给读者认识美国的种族政治和近期的抗议示威带来一些新的视角。 哪吒与鲍德温:我不会让他们来告诉我是谁 “我不会允许这个国家的白人来告诉我自己是谁,并且用他们的那种方式来约束我、收拾我。当然与此同时,我已经被吐了口水,被他们定义、描述和限制,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败了。” 这句话来自詹姆斯·鲍德温的《十字架之下》,最早发表于 1963 年的《纽约客》,当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我是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次将鲍德温跟哪吒联系起来的。这封来自他“脑海中某个区域的信”,讲了鲍德温的成长、信仰(及其崩塌)、美国的种族矛盾和美国黑人在其艰难处境中的承受与反抗。 基于中国传统神话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然不旨在针砭别国的时弊,但它极力烘托的主题——自定义、不认命,让我看到某种与美国种族现实进行对照的可比性。如果我们将陈塘关百姓解读为代表社会主流的多数族裔,而天庭代表了维护主流规范的建制,那么哪吒和敖丙同为异类,一体两面,都可视为少数族裔的代表。如果我们将哪吒作为美国黑人的象征,那么敖丙则代表某种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在美国种族政治中,黑白二元始终对立——正如百姓与哪吒的对立,非黑人的少数族裔也是被边缘化、被挤压的对象——正如敖丙再风度翩翩,他所属的龙族总归是异族,在身份曝露后同样被排斥,被压制。 鲍德温从小出入教堂,耳濡目染,一度是虔诚的基督徒和狂热的布道者。但当他意识到“《圣经》是由白人写成的”,他也就意识到,“人们对未来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他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的倒影,而且他们会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扭曲它”。黑人的肤色是一种原罪。他——鲍德温——首先是一个黑人,是含的后代。含在圣经里是一个被诅咒的人,因此鲍德温“注定要成为一个奴隶”。他的命运一开始就被永远“封印”了,这和他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将成为怎样的人毫无关系。 同样地,哪吒孕育于魔丸,自降生起便被人“描述、定义和限制”。出生后三年天雷降临之际,就是魔丸被摧毁之时。这是哪吒被下咒的命运。有了混世魔王的污名,人们毫不关心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确信他将为祸人间。哪吒想要打破世人对他先入为主的想象,却又始终囿于此。他有一颗想做英雄的心,盼着跟小妹妹踢毽子,渴望跟敖丙交朋友,但人们不了解他、更不会尝试去了解他。 鲍德温说的——“他们把黑人当做符号和牺牲品,而不把他们当人”,在陈塘关百姓们对哪吒的态度上也适用。对他们来说,哪吒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集冥顽邪恶为一身的符号,他就应该被关在家里,永远不出来危害百姓。当所有人把他当做魔的时候,哪吒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错,只会招来恐惧、谴责、躲避或群起而伐。哪吒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顽劣,这更加固了人们的成见。正是在对哪吒作为“非我族类”的构建中,陈塘关百姓们实现着同仇敌忾的意淫。 当成长过程中所有人和符号都试图告诉一个人他是怎样的人的时候,接受和内化那些讯息是很自然的。拒绝外界加之于他的描绘和定义,需要极强的自我意识和清醒的自觉。鲍德温一直追求突破人们基于肤色和种族对黑人下的定义。而一出生就“被吐了口水”的哪吒,当他说出“是魔是仙我说了算”的时候,也就是在说,我不接受世人对我的定义,我不允许他们左右我成为怎样的人。 暴力的双重标准  鲍德温深知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系统性地恐吓、规训、施暴于黑人的。他“暗自下定决定,绝不接受在贫民窟的命运,与其让白人朝我吐口水,让我接受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我宁可去死,宁可下地狱”。 这种不服命运的决心,让我想到影片《黑豹》中反派人物艾瑞克·克尔芒戈(Erik Killmonger)的坚定——宁可去死,也不接受被压迫的命运。《黑豹》中特查拉(T’Challa)国王和他的堂弟艾瑞克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愿景。特查拉从沿袭“瓦坎达第一”的孤立主义,逐渐过渡向一种和平的全球主义,希望将瓦坎达纳入现有的世界秩序及其政治框架内,输出技术和教育援助,同时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艾瑞克成长于奥克兰,还是男孩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叔叔杀死,艾瑞克成为孤儿。贫穷、帮派暴力和战争,滋养着他复仇和反抗种族不公的斗志。 艾瑞克在影片中的虚拟命运,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物之一马尔科姆·X(Malcolm X)的真实命运极其类似。马尔科姆·X 在父亲去世(有传言称其父是被白人至上主义者谋杀的)之后,混迹于街头,后因盗窃罪名入狱。狱中,X 自学了种族主义和伊斯兰的历史,加入了“伊斯兰民族”黑人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出狱后他成了反向种族隔离和武装自我防御的主张者。X 不认同非暴力策略,认为那只会让众多黑人在种族暴力面前手无寸铁、没有自卫能力。 《黑豹》中艾瑞克成长的奥克兰,正是 1966 年黑豹党成立的地方。黑豹党是一个活跃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以促进美国黑人民权为宗旨,主张美国黑人积极武力自卫,最终实现政治自决。如果说黑豹党的激进主张受到马尔科姆·X的启发,那么在《黑豹》中,这种主张则在艾瑞克的政治理念中彰显出来。作为影片中的反英雄(anti-hero)角色,他致力于改变全世界黑人被压迫的现状,而手段是武装暴力。 马尔科姆·X 曾说,只有在黑人争取权利时,美国人才会大声斥责其暴力。鲍德温虽然并不认同反向种族隔离和黑人至上主义,但他表示,X 所言美国在暴力问题上基于种族的双标,是确凿的。“在美国,暴力和英雄主义几乎总是同义的,只有在遇到黑人问题时例外”。《黑豹》中艾瑞克被描绘成一个为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一个滥杀无辜的人。通过突出他对暴力的滥用,影片实现了这一反派角色的塑造。但实际上,暴力扮演的角色远远没有这么单纯。 历史对于暴力往往有着不同的书写——是被简化为仇恨和好斗,还是被作为推动结构性压迫的手段而正当化,这往往取决于使用暴力的是谁、结果如何。《黑豹》的观众或许会因为艾瑞克滥用武装暴力不符合道德伦理而将他看作是邪恶的。固然,艾瑞克的帝国主义愿景显然仍是一种父权的、隐含压迫的愿景。但是,暴力本身作为道德谴责的理由并不充分。否则,如何看待公权力机关的暴力呢?那些被权力加持的结构性暴力,不比作为反抗的暴力更加值得谴责吗?那些剥夺了黑人的自由并随时随地从这种剥夺中获利的白人,有什么道德立场谴责黑人对这种剥夺的反抗呢?“那些被白人世界宣扬但并不实践的道德,” 鲍德温写道,“只不过又成了另一件制服黑人的工具罢了”。 《黑豹》的结尾,特查拉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瓦坎达这个高度发达而又充分保留传统文化的乌托邦,似乎与欧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无缝对接了。艾瑞克死了,他所追求的全世界非裔人群联合起来、武力干涉种族歧视现状的目标,被弱化了。在这一点上,《黑豹》是建制的、缺少革命性的。但齐泽克对《黑豹》结尾进行了一个更激进的解读,揭示了一种别样的可能。新世界的产生,需要与历史包袱彻底告别。 非洲人被绑架贩卖到美洲之初,姓氏被剥夺,被强行替换成白人奴隶主或者奴隶贩的姓氏;几个世纪以来,非裔美国人的文化、语言、传统都被策略性地剥夺。因而马尔科姆·X将自己原本的姓氏改为“X”,正寓示着一种自创的新生。“X”意指美国黑人丧失家族和族裔历史之根的同时,也指向一种机遇,一种重新自我定义和自我创造的希望。齐泽克指出,影片中艾瑞克临死的场景有几分难得的温柔:在瓦坎达的美丽夕阳前,他与堂兄特查拉并肩而坐,向着自由,不怀悔意。这也许意味着,艾瑞克背后的历史隐喻,不应该在“邪不压正”的叙事巢臼中被掩埋。那种致力于解放全世界黑人的政治理想,不应该被忽视或否定。 肤色之“罪” 在给侄子的一封公开信中,鲍德温写道:“你生命中的那些细节和符号,都是被故意建构出来的,好让你相信白人们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从奴隶贸易开始到今天,黑人一直扮演着低人一等的角色——他们是野蛮的、动物性的、危险的、未经教化的。鲍德温从小成长于纽约哈林区,那是非裔美国人的聚居地,也是美国黑人的文化、商业和宗教中心,饱受贫穷和犯罪之苦。鲍德温说,当黑人走出哈林的时候,他发现外面的世界更宽敞,更富有,更美好。他会以为那些区别是真实的、天然的、正当的,他会以为他真的低人一等,真的不配拥有白人的生活,真的是被上帝放在了他该呆的地方。 鲍德温于 1987 年离世。他去世后的两年,发生了震动全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慢跑者案。当时被定罪的五位少年,也生长于哈林区,其中四位是非裔,一位是拉丁裔。1989 年 4 月 19 日,一位慢跑途中的白人女性在中央公园被残暴地袭击、强奸,以致生命垂危, 昏迷多日。同一个晚上,中央公园的另一端,一群青少年在公园聚集, 其中一些对行人实施了抢劫和殴打,警方陆续收到报案。部分当事青少年当时便遭到警察的逮捕。这些青少年很快便成为慢跑者强奸案的嫌疑犯。最后,五位嫌疑犯被确定下来,媒体称其为“中央公园五人帮”。 审问过程中,警方用语言和肢体暴力胁迫五位青少年编造参与犯罪的证词。五人“屈打成招”的证词之间存在大面积矛盾,无法互证,而当时也并没有其它任何人证物证能够证实这五位少年参与了强奸。最终,他们被判有罪。接下来的 6 到 14Continue reading “暴力执法不行,暴力抗议呢?| 哪吒,鲍德温,与美国种族政治”

深夜慎点!印度封城时,囿于厨房与爱

Author & Image: Pooja MehtaTranslator: Sandy Xu “When we can’t dwell in our cities, it’s our stories that should wander.” As a series of COVID-19 related measures are transforming cities and urban life, an international group of young urbanists initiated Spread Stories, Not The Virus, a platform for citizen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inContinue reading “深夜慎点!印度封城时,囿于厨房与爱”

Higher Education Insiders: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Part of being a global citizen is about being aware that just because you can choose to cross borders doesn’t mean you can be isolated from certain parts of the world.” — Ariel Tan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posed major challenges to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Panic and concerns from students and parents,Continue reading “Higher Education Insiders: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衛周安 x 林垚 x 邱昱 | 疫情中的种族、排外与污名

Xenophobia in the Time of COVID-19: Culture, Race and Stigma The coronavirus is new, but xenophobia is not. From the Black Death of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bubonic plague outbreak in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from the 2003 SARS outbreak to the 2014-16 Ebola outbreak, there have always been narratives around epidemics that stigmatize certainContinue reading “衛周安 x 林垚 x 邱昱 | 疫情中的种族、排外与污名”

疫情中的家庭与教育

“一个九岁的小朋友,像明晃晃的小行星在你身边燃烧。“ — 菁 新冠肺炎疫情让许多家庭体验了长时间的密集相处。对于有的人来说,这是久违的沟通感情的契机。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早到晚与家人捆绑是令人抓狂的事。某微信公众号发布上海代市长任职讲话的消息时,家长们的留言分成立场鲜明的两派,从中可以看出家长们的不同心态。 Judy是本期播客的嘉宾之一,对这些留言深有感触。作为一个双职工家庭的核心,她常常感叹上班比带娃轻松。而这次疫情期间,她大部分时间在家中与孩子、丈夫以及父母度过。平日里被其他宝妈宝爸传染的焦虑有所抑制的同时,Judy也得以重新思考教育的涵义。 菁来自广州,现居都柏林,在爱尔兰圣三一大学文学翻译中心担任助理讲师。或许你还记得,她也是之前“疫情之中,文学是野蛮的吗?”那期播客的连线嘉宾之一。爱尔兰关闭学校后,她不得不在家进行网上授课。同样在家的还有一位据说“目无法纪”的小朋友,也就是本期推送标题中那颗”明晃晃的小行星”。我们可以自行脑补菁试图工作时,身边这位熊孩子能量充沛的活泼动态。 Lesley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与伴侣现居成都。Lesley毕业于医学院,而伴侣是一名医院的规培生,这样的专业背景让她们对这次的疫情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和体察。 David和Joyce跟Judy同在上海某所高校任职。作为美籍华裔柬埔寨人的David,为工作焦头烂额的同时,需要跟远在美国洛杉矶的家人密切沟通。而Joyce则在春节假期间与父母渡过了疫情最焦灼的两周,同样焦灼的是一家三口在饭桌上频繁发生的“交战”。 本期播客的连线发生在3月,我们与以上嘉宾聊了聊疫情期间家人的相处、伴侣的分工、孩子的教育、代际间的矛盾等等。TA们的分享里交织着羁绊、欢乐、拉扯、慰藉和哭笑不得。也许,家就是这些的总和。 连线一:With 菁 “一个九岁的小朋友,像明晃晃的小行星天天在你身边燃烧” [1:36 – 8:15] ■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体验 ■和一个能量充沛又“目无法纪”的小朋友一起在家的体验 ■爱尔兰相对宽松的教育 ■孩子的语言天赋、多语言的家庭教育环境、身份认同 连线二:With 菁 “作为医生的判断和作为伴侣的判断,会有矛盾的地方” [8:24 – 20:40] ■伴侣是一位医院的规培生,对于医疗体系有不信任之处 ■疫情中的亲密关系:情绪的互相影响和调节;家务分工及情感劳动 连线三:David x Judy x Joyce “如果我也能在政府隔离点呆两周,我会觉得很好” [20:48 – 35:10] ■疫情期间孩子在家学习的情况 ■上海民办学校摇号机制的解读 ■对于是否开学的问题,由于育儿资源和教育能力的不同,家长分成两大阵营 ■疫情期间家人集中相处,给一些不习惯跟父母久住的人带来挑战 ■公共议题上代际间沟通的无效性和挫败感 编辑: Joyce音频剪辑、后期: Natasha, Lili排版: Lili

新冠病毒是女权主义的灾难:全球流行疾病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并不相同。

瘟疫期间,莎士比亚和牛顿完成了他们最出色的一部分工作。 — Helen Lewis 作者: Helen Lewis翻译: Lili, Xiaoyu校对: Joyce 本文原文于2020年3月19日发表于The Atlantic网站TheAtlantic.com,经授权由英文译作中文,仅限于unCoVer微信平台和网站刊发。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TheAtlantic.com and is republished here with the Atlantic’s permission. To read the original article, “The Coronavirus is a disaster for feminism: Pandemics affect men and women differently,” click here. 够了。当人们试着对社交隔离和在家工作感到高兴,并指出威廉·莎士比亚和艾萨克·牛顿正是在英国遭受瘟疫蹂躏时完成了一部分他们最出色的工作时,显而易见的回应是:他们都没有照顾孩子的责任。 莎士比亚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剧院云集的伦敦度过的,而他的家人则住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upon-Avon)。在1606年的瘟疫中,这位剧作家幸免于难——他的女房东【1】在瘟疫最严重的时候去世了——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已成年的女儿则安然地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乡下生活。牛顿则从未结婚或有过孩子。他在英格兰东部的家族庄园中安然度过了1665-1666年的大瘟疫,而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学者在剑桥大学度过的,学校负责了他的伙食和家务。 对于那些有照护责任的人来说,一场传染病的爆发不太可能带来写《李尔王》【2】或者研究光学理论【3】的时间。流行病放大了一切现有的不平等(尽管政客们坚持认为现在不宜谈论眼前危机以外的任何事情)。白领在家工作更容易;有薪水和福利的员工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宽敞的房子里自我隔离比在狭小公寓里要轻松得多。但是,新冠病毒最显著的影响之一将是把许多伴侣送回20世纪50年代。在世界各地,女性的独立将成为这一流行病的无声受害者。 单纯作为一种生理疾病,新冠病毒对女性的影响似乎没那么严重【4】。但在过去几天里,有关这一流行病的讨论范围扩大了:我们不仅生活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更是生活在经济危机中。由于人们大部分的正常生活被暂停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失业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学校的关闭和居家隔离将照顾孩子的工作从有偿经济——托儿所、学校、保姆——转移到无偿经济。新冠病毒打破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双职工家庭达成的协议: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工作,因为有其他人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取而代之的是,伴侣二人将不得不决定哪一方负责承受这一击。 这场疫情里有许多和傲慢有关的故事。其中最可气的是西方未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2014年三个非洲国家的埃博拉危机;2015-2016年的寨卡病毒;近几年爆发的非典、猪流感和禽流感。研究这些事件的学者发现,这些事件对性别平等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每个人的收入都受到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影响”,但“男性收入比女性收入更快地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卫生政策研究员朱莉娅·史密斯(Julia Smith)本月(三月——译者注)对《纽约时报》【5】这样表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卫生政策助理教授克莱尔•温汉姆(Clare Wenham)告诉我,一场疫情的扭曲效应可能持续数年:“我们还看到[埃博拉疫情期间]儿童疫苗接种率的下降。”之后,当这些孩子感染了本可预防的疾病时,其母亲则不得不请假。 在个人层面上,未来几个月中许多伴侣的选择会是合乎经济原则的。流行病患者需要什么?照顾。自我隔离中的老年人需要什么?照顾。留在家里不去上学的孩子们需要什么?照顾。由于现有的劳动力结构,所有这些无报酬的护理工作将更多地落在妇女身上。温汉姆还说:“这不仅因为社会规范期望女性扮演护理角色,还因为考虑到实际情况”——“谁赚得少?谁的工作更灵活?”Continue reading “新冠病毒是女权主义的灾难:全球流行疾病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并不相同。”

We Help HIV-Infected People Obtain Antiretroviral Drugs

I came to realize that in our daily life, we may ignore the voice of minorities and the vulnerable in favor of the majority interests. — Barry Translators: Robin, XueTranscribed and translated from: “无所不JI” Editor’s Note The “Kudos” money collected from this article on WeChat will be donated in full to Wuhan LGBT Center’s project “Hand in Hand againstContinue reading “We Help HIV-Infected People Obtain Antiretroviral Drugs”

Create your website at WordPress.com
Get started